2026一開年，一部以五代十國為背景的歷史劇《太平年》不僅在兩岸引發討論熱潮，而且在海外地區也收穫了超乎預期的關注影視。該劇以“納土歸宋”的歷史程序為經緯，編織了一幅追求和平與統一的時代畫卷。近日，該劇出品人、華策影視創始人趙依芳接受《環球時報》專訪，分享了這部“十年磨一劍”的作品背後，關於創作初心、價值堅守與文化傳播的思考。
十年籌備影視，“結果超出預期”
回顧長達十年的籌備與創作歷程，趙依芳坦言，行業常態是“忙於應付KPI，忙於發展當下”，但是理應思考一個時代最重要的事影視。“《太平年》走到今天，結果甚至超過了預期，我覺得這十年太值了。”
她將這部劇的創作形容為“在黑暗隧道中找光”的過程影視。“拍不出來就是找不到光，拍出來不成功也沒有光。”幸運的是，團隊最終找到了平衡點：自己熱愛、觀眾喜歡、平臺支援。“這部劇找到了我們想說的、想做的‘難而正確的事’。在流行文化、快餐文化之外，給了觀眾新的文化大餐和精神營養。”
一部題材厚重、門檻不低的歷史劇，如何贏得市場與觀眾？趙依芳提出了“抵達觀眾”必須跨越的三道關：自身喜歡是起點，觀眾喜歡是目標，而平臺支援是關鍵橋樑影視。“我們是面向市場的，要讓平臺買單、不虧錢，這是我作為一個製作人必須考慮的現實。”她認為，《太平年》的成功，在於它跨越了創作者、平臺和觀眾之間的關卡，達成了“可遇不可求的共情與共振”。
這種共振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影視。在趙依芳看來，劇中所展現的在極其黑暗、分裂的時代裡對“太平”的渴求，與當下世界局勢形成了某種映照。她春節赴迪拜，歸來三天後當地捲入中東衝突。“被襲擊的帆船酒店、關閉的機場，我都去過。哪個國家老百姓希望自己生活的場景遭遇戰火？”劇中的每個角色都在渴望和平與迴歸正常生活，這與當下的衝突與和平話題不謀而合。
“一部關於‘止戰’的情感作品”
趙依芳也關注到《太平年》在臺灣地區引發熱議，她分享了來自臺灣文化界朋友的積極反饋影視。一位臺灣資深媒體人寫道：“《太平年》追到後面會發現，這並不是一部冷硬的歷史教科書，而是一部關於‘止戰’的情感作品。當亂世被拍得越真實，‘太平’兩字就越沉。當角色一次次放下私念去保全更多人，那種剋制與隱忍，反而比熱血衝鋒更動人。”
“臺灣的文化人、媒體人很厲害，他們看懂了影視。”趙依芳還提到有香港評論家將《太平年》與經典美劇《權力的遊戲》對比，《太平年》非常高階，“裡面人物想到的是如何讓身邊人過得更好，怎麼在很難的時候走出正道”。因為《太平年》蘊含的“中國的智慧、中國的文明”，是謀天下、謀千年的境界。
趙依芳告訴記者，要從人和歷史發展的角度，去挖掘社會的進步影視。“這是老祖宗的智慧和文化，是給全世界觀眾看的人文精神。”這部劇的意義在於最廣泛的傳播，其社會價值關乎一個民族的文化共識、價值共識。“看懂一個‘打仗不好’的道理，已是功德無量。”
劇集帶動浙江旅遊
成功的背後是艱辛的創作歷程影視。趙依芳透露，最大的困難在於創作本身。劇本從最初的“納土歸宋”命題，歷經“吳越歸宋”到最終“太平年”的昇華，視角從吳越一國擴充套件到北宋統一全域性，幾度推倒重來。她強調了“集體創作”和“高度共識”的重要性。導演、編劇、演員，乃至服裝、道具部門，都為“創作一部家國理想主義的作品”這一目標傾盡全力。“演員們會關起門來磨劇本、請教導演，為了戲好，甚至可以犧牲自己角色的‘咖位’。這是很難得的純粹創作氛圍。”
面對平臺降本增效、市場偏好多變的現狀，如何看待《太平年》這樣“非市場化”選題的冒險？趙依芳認為，平臺方雖有生存壓力，但其決策者內心同樣有文化情懷影視。“當他們真正理解一部作品的價值時，會努力尋找平衡。”而作為創作者，她的責任是“豁出最大力氣，不讓支援我們的人失望”。
《太平年》帶來的不只有口碑，還有實打實的經濟效益影視。今年春節，浙江接待遊客數增長24.7%。趙依芳認為，這與跟著《太平年》旅遊有關——劇集帶動取景地旅遊的熱潮，驗證了優質文化產品巨大的輻射效應。全國人大代表、浙江省省長劉捷在兩會期間也表示，“跟著《太平年》遊浙江”成為文旅爆款。
對於未來，趙依芳表示，華策肯定會繼續做劇，歷史劇也在考慮之列影視。但她強調，比題材型別更重要的是“選題和價值挖掘”。“這就像考試，試卷（選題）大家都有，但有人能考60分，有人能考90分。應該讓那些能考高分的優秀創作者更高興，激勵他們。”她認為，這正是《太平年》帶來的最大啟示之一：對文藝工作者既要肯定，也要提出更高要求，激勵他們不斷追求“更好”。
